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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千年望族繁榮興旺的文化密碼 永康芝英應氏家規傳播滿滿正能量

發布時間: 2017年05月03日

       永康芝英應氏家規凡二十條共計3335字,由明代鄉賢應尚道依據朱熹、王陽明的理學思想精髓,參考《朱子家訓》的治家要典,并結合應氏家族的歷史擬定而成。應杰(1433—1485),字尚道,著名鄉賢應仕濂的長孫。人們因其能恪守踐行,就稱他為“孝友翁”。

  應尚道少即隨侍祖父應仕濂身邊,后來隨祖父走南闖北,經受歷練。他理念明確,意志堅強,志有所得,必竟所成。

  應尚道年輕時愛喝酒,而且喜歡豪飲,人稱有“不醉之量”。后經友人規勸,從此滴酒不沾,足見其人有相當的控制力與執行力。

  應氏家規鮮明地體現了這種個人品質,有注重務實和行即見效的特點。在明初封建專制統治進一步加強的背景下,應氏家規在總結應氏前人生存經驗與智慧的基礎上,繼往開來高瞻遠矚,開創了其后應氏人才輩出,雄踞一方,望重三閭的格局。

  應氏家規二十條:

  1、建祠宇

  2、守封塋

  3、撫群從

  4、事尊長

  5、端心術

  6、慎言語

  7、養童蒙

  8、行冠禮

  9、議婚姻

  10、嚴內外

  11、謹稱謂

  12、崇節儉

  13、治喪葬

  14、時祭饗

  15、貽世業

  16、黜異端

  17、厚宗姻

  18、馭群小

  19、供賦役

  20、殖貲產

  家規體現了敬祖踐行、尊儒重禮的儒家禮治思想

  家規第一條是建祠宇,第二條守封塋,第十三條是治喪葬,第十四條是時祭饗。一個二十條的家規用了五分之一的篇幅來交待與解決敬祖之事,相當不一般,個人認為具有皇家氣質。以往的研究者大多把這個看作是古代儒家“孝”文化的要求,熟視無睹,所以忽略而過,參研甚少。其實從多個角度看,家規這兩個規定都隱藏著不一般的信息,值得深究。

  首先是關于祠堂。芝英第一座明代的祠堂稱“仕濂公祠”,也稱“小宗祠堂”。是應尚道為了實現祖父應仕濂遺愿所建,于成化七年(1470),立祠堂于舊居之東。這座祠堂的意義是芝英現存的第一座民間聯建的祠堂。

  應尚道立小宗祠堂位置符合朱子家禮所講的立祠堂于正寢之東的位置要求,從時間上則早于嘉靖的民間立祠的政策鼓勵與完全放開,并寫進家規文字里,可以講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具有開風氣之先的效用。從措施上看,設置了一系列的措施。來保證建祠堂與守封塋制度的落實,有相當強的操作性,也體現了資源配置上的高度重視。

  從封建社會守喪之禮的要求看,就算儒家也沒有要求世代守墓的。應氏家規第一條“世以為常”,第二條“子孫所當世守者也。”及“子孫毋或更張”的要求斬釘截鐵,體現的是鋼鐵般的意志。應氏家規所確定的終身護祠守墓制度不得不說是很不尋常的。這些要求提出在經歷過元末明初社會戰亂,社會經濟剛剛恢復的時期,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不是尋常之事。

  從制度上要求世代守墓的并且有這個能力去實施的,只有皇家或者皇族。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講到:漢代九卿之首的官職官名就叫太常,在秦代叫“奉常”,這個“常”字,本當作“嘗”。他是管祭祀祖先鬼神的。應氏家規中“世以為常”的這個常,肯定不是給付報酬的固定不變,而是給付報酬請人守墓這事不能變,以之為常。一個常字,是頗值得咀嚼的。

  芝英應氏從歷史上看,與皇家或者皇族發生關系的有四:一是始祖應詹(274—326)大兒子應玄(元),娶的東晉皇帝的圓貞公主。二是第七代先祖應昭(487—558)的長女,于梁朝太清三年(549)年入宮為簡文帝淑妃。應昭封為太師、大冢宰。三是唐玄宗天寶四年(745),皇帝恩賜旌表牌坊一座,以表彰應先的孝道。三者與應尚道制定家規時已經相隔將近七百余年甚至千年之久,很難相信再能對于應尚道在制定家規時產生如何深刻的影響。與天成公祠門口是朝北的,芝英先前叫諸應,芝英家廟里供奉朱相公等一些線索結合起來看,家規關于敬祖守墓治喪建祠這些規定確實體現了與其他望族家規的重大差別,體現了尊儒重禮的禮治思想,并且有深厚的皇家文化背景。

  家規體現了審時度勢、仕商并重的治家精神

  應氏家規第一條建祠宇中沒有明確致仕方得建祠的規定,恰恰相反,芝英明初第一座祠堂小宗祠堂就是紀念應仕濂的,而應仕濂就沒有致仕。家規第十五條貽世業、第十九條供賦役、第二十條殖貲產分別從管理家族公用、承擔國家賦稅勞役、子孫增置產業等方面對于經濟問題作出詳細規定,體現了應氏家族的重商精神。

  這種重商精神來源于始祖鎮南大將軍應詹。應詹自東晉始于芝英屯田屯兵,開墾荒地,開發荒山,為子孫生存繁衍創造立足之基。應詹還從北方帶來百工工匠,發展了芝英的五金工業與冶煉業,還帶來中原地區的竹木手工業和建筑技術。應詹踐行儒家思想,敦行儒教,把興辦教育、復興儒學作為重振儒家思想的重要途徑。正是應詹、應玄父子的大力推動,芝英應氏一族確立了重商重教的祖訓祖風。

  梁朝時陳朝的兵革與元初的兵革給應氏家族帶來過滅頂之災,應氏子孫沿臺縉古驛道沿途避難并散居于沿線。這種舉族遭難的人生經歷自然給應氏后人留下了深刻烙印,經濟是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礎,相信這會成為經歷過患難的應氏族人的共識。也讓執掌家政的應尚道思考如何才能穩定并繁榮本族。家規最終體現了這種思考,那就是仕商并重,以商立族,以仕興族。

  仕商并重的思想在南宋時就已由陳亮提出,而芝英由于手工業百工齊備,古驛道位置優越商貿發達,重商就更有基礎。而由應仕濂首倡,應尚道實施的建祠舉措,更是為應氏族人重商樹立了典范,鞭策與鼓勵了應氏后人在商業方面建功立業,為繁榮興旺本族做出貢獻。客觀上也凝聚了應氏族人的人心與共識,是宗族自強的一種重要舉措。

  民國時芝英在二平方公里范圍內留存著明清二代八十余座祠堂。可以說重商為建祠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而建祠又為推動重商理念進一步提供了動力。

  家規在管理制度方面更是設置了天地人三房輪管以及公共賬目財務透明公示制度,集體決策機制及財務透明都給應氏重商精神的推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證。類比今天的現代公司管理制度里的董事會與監事會制約機制及財務年報公示制度,家規也是具有相當的前曕性。

  家規明確了設學重教、善育人才這個應氏家族重啟輝煌的必由之路

  家規第四條事尊長,第五條端心術,第六條慎言語,第七條養童蒙,第八條行冠禮,第九條議婚姻,第十條嚴內外,第十一條謹稱謂,都體現了教化子孫,加強修養的品德要求。

  為進一步加強對子孫后代的教育,應尚道身體力行,聘請名師投資設立私塾,并親自督學,走向教育規范化、長期化之路。在此之前芝英即有宋代紫霄觀書齋;而明代應仕濂則有獨建縣學明倫堂的壯舉;其后應尚道兒子應奎創建方塘書閣;侄兒應典創建五峰書院、麗澤祠;明代應屏山創建善林書屋;清代應孟義建造洞靈書院;清代應修創建西園書院;清代應鼎和建培風書院;民國應祖錫、應品仙父女創辦毓秀女校、培英小學堂……非常有眼光的是應氏族人還為永康考生在金華、杭州等設立考生公寓,免費為士子提供食宿等便利,及自應仕濂獨建縣學明倫堂后長達幾百年獨資修繕縣學等,更是為應氏家族營造了良好的社會人脈,應氏一族,受到永邑鄉鄰的普遍尊重。

  家規之后經過幾代人的努力,芝英重教興學取得豐碩成果。應尚道的兒子應奎,侄子應恩、應照都中了舉;侄兒應典高中進士;更出現了不少商業、手工藝等各行各業的杰出人才。應尚道的下一代“恭”字輩人才輩出,芝英歷史上稱為“十八恭”,應奎、應恩、應典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據明清應氏宗譜《登進錄》載,僅在這兩朝出自應氏的進士、舉人、貢士、庠生、監生以及各類官吏就達1000余人。

  家規體現了率先垂范、寬恕厚道的良好家風

  應尚道在27歲時執掌家政,當時其父母皆已亡故,系以長孫身份接受祖父應仕濂臨終囑托管理應氏家業。族中長輩眾多,應當可以想見治家之時掣肘自也是不少,用制度理事管人就成了自然的選擇。在咨請后來中進士、官居大中丞的塾師陳世良先生后,以身立教,立為“應氏家規二十條”。應尚道從27歲掌家至53歲亡故,共執掌應氏家族23年。現雖無明文記載家規制定于哪一年,但從情理思考,制定于其掌家前十年應更為合理。

  從家規第三條“撫群從”看,一是強調自身的表率作用,“凡為家長者,自當檢點,以端率人之本,而又主以公平,示以誠實”。強調家長要正人先正己,打鐵要自身硬,處事要公正,過程要透明。這些對于管理者的要求今天看來都還具有鮮明的時代性。二是對于不善者的處理態度,“體悉以寬恕慈惠,則群從有所觀法,自將孚悅服從”,強調的是管理中的以德服人,方法上采用的是惠風和雨的垂范式教育方法,更要緊的是講究處理措施上的循序漸進及改過則善莫大焉的寬恕厚道的精神。“夫為不善者,家長姑訓之。訓誨不聽,又戒飭之。戒飭不悛,又會眾楚撻之。楚撻而后有言,則告官懲治之。懲治而惡益甚焉,則削其譜牒氏名,不容參與燕會。三年改者復之”,連已經除名譜牒者,都可三年改者復之,重新入籍,真是體現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良苦用心。

  應氏家族把大量的社會治理問題解決在宗族內部,極大地減少了官府的工作負擔,對于社會風氣良好發展具有引領作用,因此受到了官府的正面肯定。芝英應氏大宗祠堂依據家規作出的自治決定,明清地方官府都給予充分尊重,原則上不再改判。從這個角度看,家規具有準司法的作用。家規在明、清二代宗族自治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客觀上奠定了應氏寬恕厚道的良好家風。

  家規的上述規定,一方面體現了一個少年老成的家長穩重謙和、樸素務實的管理作風;另一方面,也把一個末過而立之年即執牛耳掌重器者小心謹慎、低調厚道、處處受掣肘的管理者的無奈表露無遺。(永康市紀委)

 

 

 

什么是胜平负